貿易戰再次升級。
特朗普政府最新加征關稅涉及到了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;中方同步進行反制，劍指約600億美元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。
600億對2000億，看上去似乎美方“氣勢”更勝一籌。
根據中國海關測算，2017年，中國對美出口是4298億美元，進口1539億美元。顯然，如果僅以加征關稅的方式進行反制，中國難以跟上對方“叫牌”的節奏。
但如俠客島此前分析，中國的600億美元顯然是計算過的。既然數量上不可能對等，那么，“你打你的、我打我的”就是必然選擇。以這次中方600億美元的反制清單看，4個不同稅率的征稅清單，有從5%-10%不等的加征稅率;其中，從中方角度看，可替代性較差的原料等加征關稅稅率較低，而可替代性強的原料、屬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的消費品、與我國國內制造業競爭關系較強的商品，加征關稅稅率則較高。
美方壓力也不小。2018年前5個月，美國的通脹壓力已經在穩步上升，生產者價格同比漲幅則均高于同期消費者價格同比漲幅，表明消費者價格存在未來進一步上漲的壓力。而且，既然是“戰”，中國就斷然不會亦步亦趨按照對方的招數還擊。美方也不要以為中國無牌可打，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面前發起貿易戰，損失的絕不可能僅僅是目前的關稅。
2000億美元究竟會對中國產生何種沖擊和影響?客觀講，美國挑起貿易戰，中國承受的最大直接沖擊在于對美出口承受壓力。我方對部分進口美國商品加征關稅，也有可能給我們的下游廠商、消費者帶來一些負擔。
那么，中國能否承擔貿易戰帶來的沖擊?
9月7日，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，貿易戰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——根據周小川引用的數學模型計算，這對中國GDP的影響不到0.5%。“最壞的情況是，中國不再向美國市場出口價值5000億美元的商品，相反，而是將這些出口商品以最快的速度出口到其他國家。事實上，我認為中國可以迅速采取行動。”
按照清華大學教授魏杰的測算，2017年，中國的出口依賴度已經從2007年時的接近70%降到了10%左右，其中對美出口又只占到整體出口的1/3。這也是支撐對GDP影響并不巨大這一結論的基礎所在。
但是，周小川也指出，貿易戰對中國市場情緒會有影響，也可能會削弱投資者對中國企業和股市的信心。在他看來，中國真正需要警惕的是“明斯基時刻”——在經濟學家明斯基的觀點里，這意味著“資產價值崩潰的時刻”，也就是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、杠桿率上升，從而內部爆發金融風險、陷入漫長的去杠桿化時期。
換言之，應對貿易戰，中國真正應當做的，就是做好自己的事。
中國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，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。憑借這一基礎，中國不害怕美國在貿易戰中的極端措施，因為那只會導致美國自己國內市場供應大面積斷絕;也不擔心對美貿易反制會過多抬高國內商品價格，反而可以將其作為進口替代、推進國產化、或發展出口導向先進制造業的契機。同樣，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大宗貨物在中國市場占有率不是很高，較多的是初級產品，可替代性較強。這一點就決定了，中國的反制措施對相關貨物供給的影響相對較小，相應地對相關生產、就業的影響也較小。
拿中國在此次貿易戰中受影響比較大的幾個省份來說，在浙江，小商品王國義烏的策略，是抓緊開發高新技術產品，發動企業協會的會員共享專利，抱團作戰;在寧波，最大的光伏企業已經將市場從歐美轉回國內;上海的策略是積極開拓“一帶一路”市場、輻射“長江經濟帶”來對沖;多個省份則出臺了更多支持技術改造、產業升級的政策，并做好匯率對沖、期貨期權、遠期合約等技術性手段。
該來的總要來，該干的總要干。還是老話說得好：只要思想不滑坡，辦法總比困難多。貿易戰中暴露出的核心技術被卡脖子、金融安全存在風險、國內社會存在的危機等問題，已經給中國敲響了警鐘。要解決這些問題，只能靠更深刻的改革、更大力度的開放，解決深層次矛盾，在“危”中找到新的增長之“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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